的故事基本来自《史记》(组图)关于成都人司马相如 我们知道

曲目:的故事基本来自《史记》(组图)关于成都人司马相如 我们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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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9/04/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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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元前179年,一代文豪司马相如出生于成都一户略有产业的人家。司马迁比司马相如小35岁,算是同时代人。汉代文学史上有“两司马”之说,就是指司马相如和司马迁。鲁迅先生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写过一篇《司马相如与司马迁》。此文开篇就说“武帝时文人,赋莫若司马相如,文莫若司马迁”。今天,成都人对于这位乡贤生平事迹的了解主要依赖的文献正是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。这是《史记》对成都历史文化的又一贡献。

  一部《史记》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:一篇是《贾谊列传》,另一篇就是《司马相如列传》,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司马迁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在《司马相如列传》中,司马迁为了充分体现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,收录了长卿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《谕巴蜀父老檄》《难蜀父老书》《谏猎书》《哀二世赋》《大人赋》和《封禅文》共八篇文章,以致《司马相如列传》的篇幅数倍于《贾谊列传》,足见司马迁对长卿之推崇。都说文人相轻,那是后来的坏习气,却不足以沾染秦风汉韵。司马迁不但不曾看轻了相如,而是尊崇至当,真可谓惺惺相惜两司马,文心史笔共辉映!

  两千多年来,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始终享有崇高的地位,成都一直被视为文学的沃土,这里面有《史记》的功劳。

  在《史记》中,司马迁运思精妙,写出了相如的三个面相:杰出的文学家、风流倜傥的才子、优秀的政治家!司马迁通过对司马相如文学成就的讴歌,塑造了成都“汉赋之都”的文化形象;通过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的描摹,赋予了成都浪漫、安逸的生活情调;通过对司马相如在成都的政治活动的叙述,凸显了成都在中国西南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。

  或许有人会问:《史记》中有七十篇传,为成都人立了一篇专传又有什么了不起。答曰:从传说时代到西汉两千多年,多少英雄豪杰,能够被写进这“七十列传”的又有几人,比例几何,谈何容易!而且,司马迁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标准甚高,不看你是否达官显贵,而是要“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,立功名于天下”。所谓“扶义”是指匡扶道义,是一个义人。“倜傥”不是以貌取人,而是要有人格魅力。“不令己失时”不是鼓励大家投机取巧,而是要能认识时代,洞明社会,不被时势所抛弃。至于“立功名于天下”反映了司马迁的事功观念,大丈夫要立功就要立名显天下的万世之功!司马相如就是这样一位“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,立功名于天下”的人。

  成都是汉赋热情的故土。两汉四百年间,最杰出的汉赋家无疑当数司马相如和扬雄(前53年—公元18年),而他们都是成都人。与其说这是两千年前的一次机缘巧合,不如说是成都山水孕化的文学精灵。汉代文学殿堂里如果没有了成都人的身影,不知要减色多少了!

  司马相如的作品词藻富丽,结构宏大,后人称之为赋圣。他是汉赋的奠基人,连扬雄都赞叹说:“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,其神化所至邪!”

  《史记》记载,司马相如“少时好读书,学击剑”,是一位兴趣广泛,能文能武的蜀中少年。父母给他取名“犬子”,字长卿。所谓“犬子”当是爱称,如同今人所说的“狗儿”。据陈直先生考证,汉代以“犬”命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大概是时人的一种喜好或风俗。也有人认为“犬子”富含深意,是寄托了父母对相如长大之后有所作为的期许。后来,司马相如仰慕战国时赵国名臣蔺相如的风范,才改了名字,叫做相如。

  30岁那年,相如“以赀为郎”,做了汉景帝的郎官,官衔是武骑常侍。按照汉制,家资十万钱乃得为官。武骑常侍秩六百石,职责是“常侍从格猛兽”,跟随在天子身边,大概是陪伴天子游猎,兼有贴身保镖的义务。这倒应了相如年少时学习击剑之事。这份工作虽有几分危险,但在他人眼中,能侍奉在天子身边,无疑是个美差。

  然而,相如却有生不逢时之叹!他最擅长的是文,结果弄了个武差事。他善于作赋,但汉景帝恰恰不喜欢辞赋。有一次,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来朝,孝王的随从中有一帮善于游说的辞赋家,如枚乘、邹阳等。相如和他们倒是挺投缘,于是以生病为由辞了官,到了梁国。在梁孝王手下,相如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闲散岁月。五六年间,相如除了一篇《子虚赋》,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不过这篇《子虚赋》后来为他换来了第二张进入西汉皇权中枢的通行证,这是后面的事情,此处暂且不表。

  公元前144年,梁孝王薨,36岁的司马相如失去了依靠,没了生活来源,只好回到了老家成都。这时,家中已是家徒四壁。官没了,钱也没了,只剩下满腹的才华和一个好哥们——王吉。

  且说司马相如回到成都,生活无着落,就想到了王吉。当时,王吉混得比司马相如好得多,是临邛(今成都市下辖的邛崃)令。于是,相如就去找王吉。这个王吉还是很够意思的,把相如安排在招待所里,兄弟之间一番促膝长谈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颇有几分戏剧性了。

  戏剧性在哪里呢?王吉作为一县之令,却对一个落魄书生特别恭敬,每天都去拜访相如。起初,相如还见县令,后来就推说身体不舒服,让下人就把县令给打发了。结果呢,县令不但不生气,反而对相如更加谨肃。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么!一个穷困潦倒之人,得县令礼遇,尽管二人是挚友,也不至于在礼节上如此没有分寸!是的,表面上是不合情理。合乎情理的解释只有一种:这是王吉和司马相如故意为之的,目的是为了日后隆重推出相如!有点儿广而告之的意思。司马迁在写这段时,只用了一个字就把王吉和司马相如的心思点透了。这个字就是“缪”。《司马相如列传》说“临邛令缪为恭敬,日往朝相如。”“缪”字何意?故意、假装罢了。

  临邛这个地方不大,在地理版图上也不起眼,但这个地方却是声名远扬的富人区。这里住着西汉全国富豪榜上大名鼎鼎的冶铁大王卓王孙。司马迁称卓王孙是“当世千里之中”响当当的大人物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,卓家并非成都的土著。强秦破赵,迁徙包括卓氏一家在内的赵地富商。卓氏在“填四川”的途中被抢劫了财物,夫妻二人推辇前行。别人都争着贿赂官吏,要求居住在葭萌一带。只有卓氏觉得葭萌地少人多,选择了临邛作为第二故乡。为什么呢?原来临邛当地铁矿丰富,而卓氏掌握先进的冶铁技术,在临邛,卓氏如鱼得水,开起了铁矿厂,不断累积财富,“倾滇、蜀之民,富至僮千人。田池射猎之乐,拟于人君。”卓家有仆人千余,在生活享乐方面和一方诸侯没有多少分别。

  王吉拜访司马相如却屡遭拒绝的消息不胫而走,在临邛城内传得沸沸扬扬,人们纷纷猜测司马相如到底何许人也,怎会得到县令的如此厚待。卓王孙听说县令来了贵客,便置办了酒席,宴请县令和相如,当然少不了邀请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作陪。到了宴请当日,县令准时到了,宾客们也都到了,唯独相如迟迟未到。按理说,一个穷困之人受到当地富商的盛情邀请,应是早早当场,感恩戴德不已。没想到相如根本不给面子。中午时分,卓王孙又派人去请,相如推脱身体不适,再次拒绝了。

  接下来又是颇具戏剧性的一幕:相如不来,筵席开还是不开?卓王孙十分尴尬。卓王孙劝县令,结果王吉说相如未到,我怎敢举杯动箸。局面眼看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,县令说我亲自去请吧。在王吉的一再央求下,相如才勉强来了。《史记》写相如出现时的人气,用了四个字,“一坐尽倾”!所有人都被相如的风采吸引、折服了!这“两司马”都是了不得,一个演得好,一个写得好!

  宴席终于开始了,只见推杯问盏,觥筹交错,好不热闹。喝到酣畅之时,王吉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琴,对相如说,我听说您喜好弹琴,今天请给我个薄面,弹上一曲。相如只好答应,所弹曲目名为《凤求凰》。琴音起处,在这场相如自导自演的爱情轻喜剧中,女一号卓文君从历史的大幕背后含蓄地出场了。卓文君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,她爱好音乐,是个地道的文艺女青年,不幸的是夫君病逝,恰在娘家度日。

  文君偷偷地欣赏着这位久闻其名的相如,只见相如玉树临风,一表人才。连男人都为之倾倒的男人,又怎能不打动妙龄女子那一颗柔软的心呢!静听琴声,若有所悟。文君内心喜好相如,但又担心自己配不上相如,因为她毕竟是个寡妇。就在文君踌躇之时,相如给她的丫鬟送了份厚礼,请代为转达爱慕之情,这才有了“文君夜亡奔相如,相如乃与驰归成都”,也就是说,卓文君半夜偷偷和司马相如私奔到了成都。

  其实,从故弄玄虚、欲擒故纵、尽显风流到终成眷属,都是相如事先筹划好的。司马迁担心后世读者忽略了这个细节,第二次使用了“缪”字,写道:“相如缪与令相重,而以琴心挑之。”至此事情已然明白。相如与文君成就了古代文人骚客关于爱情的一段悠长的回味,关于这以后的故事,我们下期再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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